本报记者 曹玥 王群

“那天清晨，我推开院门，一眼就望见自家牛圈里蜷缩着一只大熊猫，毛色枯黄、牙齿脱落，眼神里满是疲惫与饥饿。我赶紧招呼家里人起来。”40多年后，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碧口镇李子坝村老巡护队员马文革说起第一次与野生大熊猫相遇的场景，记忆依旧清晰。

40年来，在一代又一代像马文革一样的“熊猫卫士”的努力下，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野生大熊猫数量已达111只。

村民建起“熊猫队”

“1974年，301只；1984年，155只；1987年，96只……”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自然博物馆，这组关于大熊猫数量变化的数据让人揪心。1975年前后，岷山地区箭竹大面积开花逐渐枯死，导致大熊猫口粮短缺。1983年，野生大熊猫的主要活动地川陕甘交界山区缺苞箭竹也大面积开花，大熊猫再次陷入断粮困境，这也迫使大熊猫走出密林，下山到村民家找粮。马文革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与大熊猫保护的故事。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当时的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救灾队伍，附近的村民也组建了“熊猫队”，参与到大熊猫的救助活动中，马文革的父亲就在其中。

“平日里大熊猫很温柔，不会攻击人类，但是它毕竟是野生食肉动物，救护饿极了的大熊猫并没有那么容易。”马文革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曾在一次救护过程中被熊猫抓伤。“受伤后父亲腿脚不便，不能参与熊猫的救助，但他还是经常把当年的经历挂在嘴边”。

很长一段时间里，马文革和村民们依旧延续着祖辈“靠山吃山”的生活。“砍柴、狩猎、采药，那时只知道大熊猫珍贵，却不知道它脚下的整片森林，还有林中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重要”。

1996年，何礼文大学毕业，背上行囊来到白水江自然保护区碧口保护站，成了一名“熊猫卫士”。他的第一场“仗”，就是与人周旋——制止乱砍滥伐、追查偷猎陷阱，有人听劝，有人却油盐不进……直到1998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禁伐，情况才真正开始改变。

“社区共管”模式

2003年，李子坝村村民终于意识到，自然环境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紧密相关。于是，村子里20多个村民，自发成立了农民森林巡护队，与保护区携手，形成“社区共管”模式。砍一棵树、打一只野物，全村都不会答应。后来，这个模式被推广到当时整个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山上的树变多了，早上能听着鸟鸣醒来，偶尔还有野生大熊猫来串门。”李子坝森林巡护队队长任华章说。

巡护队员对山形林相颇为熟悉，成为野外监测的最佳向导。“过去没有机器，全靠眼力和脚力。”马文革说，“我们进山，一是更换红外相机电池和存储卡，二是找寻大熊猫粪便和毛发，研究员靠咬节可以判断大熊猫的数量、性别。”

带着干粮和几十斤装备进山巡线，少则一两天，多则半个月，巡护的路从来都不容易。

“我就曾被困在山里9天。”何礼文回忆道，2021年7月，他和同事一起上岷山巡山，走了3天才到达海拔3700米的科研监测点。完成工作准备下山的时候，突然下起暴雨。道路被冲，队员们躲在帐篷里直到第8天，干粮耗尽，一行人决定冒险下山。

“下山的路很艰难，冒着雨从白天走到黑夜，又饿又累，随时面临着失温的危险。”次日下午4点，何礼文一行终于和救援人员汇合，安全下山。“前后40多年的保护工作中，这样的危险发生过好多次”。

2017年，我国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动大熊猫栖息地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2021年，横跨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在几代“熊猫卫士”的守护下，甘肃片区野生大熊猫的数量达到111只。

巡线的技艺不能丢

“数量虽然回升，但想亲眼见它们一面，仍然太难。我们站里这么多年，只有两个人偶遇过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科研监测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站康永刚笑道，“熊猫太聪明了，一有动静就藏起来。每次进山前大家都爱说‘希望这回能看见大熊猫’。”

大多数时候，康永刚和同事们只能靠红外相机和一套名为“空天地”一体化的智能监测系统，才能一睹大熊猫真容。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已建成智能化、可视化的监测网络，联动智慧林草大数据平台，对水文、气象、野生动植物开展全天候立体化感知。

何礼文对比近几年的监测数据发现，各个保护站都拍到了大熊猫母子的照片和视频，同时伞护效应愈发凸显，以大熊猫为旗舰物种，伴生物种保护成果丰硕，生物多样性持续提升。“科技拉近了我们和野生动植物的距离，提高了监测的效率和准确性。”但何礼文说，巡线的技艺不能丢。

现如今，年过半百的他，依然坚持每年进山，一路走，一路给年轻队员、村民讲解线路和野生动物救护知识。

马文革已在几年前退休，但他的故事没有结束——他的儿子接过了爷爷和父亲的接力棒，成为新一代巡护员，继续走那条山路。

2024年6月，白水江生态体验馆完成布展建设，游客可以通过“熊猫咬合力测试”等装置深入了解大熊猫，同时让如何与大熊猫等动植物和谐共生的故事，被讲述、记忆、续写……